王安石被世人尊称为什么
685202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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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苏轼是北宋少有能深入基层的官员,与人民走得很近。王安石变法的口号是富国强兵。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很多举措并未使百姓真正富足。苏轼目睹下层的疾苦,对变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
苏轼那么聪明,也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原因和当时的局势,以及苏轼本人的性格都有些很大的关系。
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于是宋神宗召王安石商量解决策略。王安石主张施行变法,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法让百姓苦不堪言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以变,他制定了一套新法,但是新法却潜藏着许多的发展弊端。他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压榨的,这就让社会更加不稳定。
许多反对变法的朝廷重臣都退出朝廷,要么辞官归隐,要么到外地任职,以表示他们的不满。
苏轼一直关心民生疾苦,希望革新以改善当前的状况,因此他一开始是支持革新思潮的。但是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却更加让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增加,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当时一批有才能的人逐渐退隐,宋神宗求贤若渴,于是大肆招揽人才。一些人就趁机而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支持王安石,官场混乱不已。
性格直率,挺身而出在这种繁杂的情况下,苏轼如果发出对变法的反抗声音,很容易就会遭到敌对和招来厄运。但是苏轼并没有因此退缩,他性格直率,有不入眼的事情必须要吐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在苏轼的心中燃烧,他不能退缩,而是要挺身而出,与变法派进行倔强的抗争。
苏轼写了一篇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奉劝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攻击。书中字字恳切,饱含了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但是新法刚刚起步,怎能就这么快止步呢?所以这篇上书沉入了大海。
责任与担当的指引苏轼当年就是因为言辞恳切正直,得到赏识,考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言进策。当苏轼任编排官时,发现有考试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最后却被宋神宗列为了第一,苏轼十分气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可是却让宋神宗越来越不高兴,还被王安石说是不知轻重。苏轼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在现实中被慢慢消磨,于是他只能渐渐不再提政事了。
另外,苏轼和司马光是同流。
司马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推行新法弊大于利。司马光主张节俭用度,不应增加百姓的赋税;他主张应该惩治时弊,安定民心。但是最后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因此只能选择离开朝廷,不谈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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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苏东坡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对于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王安石的变法推出了一系列与钱谷相关的措施,如青苗法、散户贷等,这使得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他还大力推行徭役和苛捐杂税的政策,导致百姓生活的更加艰难。
其次,苏东坡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会削弱朝廷的权力。他认为,通过这些改革,王安石所主张的“商鼓国音”将导致地方权力的增强,等于是将朝廷的权力削弱了,这对于较为重视中央集权的苏东坡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北宋神宗时期声势浩大的王安石变法,即便已过去数百年,依然为人们所铭记。而作为一对好友,一个是力图变法革新的改革派,一个却是坚持旧法,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这是为什么呢?且随笔者一探究竟。
首先,王安石和司马光关系有多好呢?一是,“十有余年,屡尝同僚”做了十多年的同事;一是都曾从师于欧阳修,受到他的举荐和指导。他们二人也互相敬重,王安石敬重司马光节操高洁、知识广博,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司马光敬重王安石见多识广、谈吐不俗、与兄弟友爱、品行刚直。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和小癖好,往来唱和的诗赋也有许多,他们二人还一度做了邻居。关系融洽如斯,为何司马光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呢?
其实一开始,司马光并没有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更多的是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观望态度,但自熙宁三年(1070)始,冒进的变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司马光敏锐的察觉到了不妥,这才开始了坚决的反对变法。王安石本身属于性格强硬的那类人,有时显得不讲道理,司马光就曾评价道“介甫无他,唯执拗耳”,这一性格缺陷就导致变法阵营内部分裂,原本支持变法的人渐渐退出,王安石一步一步变成孤家寡人,再加上用人不当,小人趁机作乱,进一步恶化情况。
司马光虽然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并没有不顾及二人的情分。他在朝堂之上,确实言辞激烈的弹劾王安石与他的变法,但私下里,他多次修书,耐心劝诫,警示王安石不可自信过头;王安石也是如此,虽然在朝堂之上,谈及新旧法,会斥责司马光的保守主张,但私下里也是温情的。所以二者虽然政见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友谊是没有变质的。
那么,如果要归纳一下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呢?笔者认为,第一,二者的分歧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他们的主张不同,所推崇的治国之法就不同,当然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护宋朝的统治。第二,司马光相较一腔热血改革的王安石,更老练沉稳,也可以说是保守。司马光本身也是史官,他从这一职业的素养出发,纵观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失败告终。因而,他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反对变法,主张维持旧法。第三,王安石变法存在冒进、推行过快、触犯了统治阶级利益从而失去支持等重重弊病,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也逐步脱离其本来用意,“为国敛财”的本质也使变法不能真正缓解平民的负担,依然是在剥削压迫。但王安石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司马光站出来力拒变法,其实也是希望王安石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收手。
所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正是因为他们是好友,司马光才更要在发现问题时站出来指正,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分歧就彼此怨恨的。当然,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有自己的私心和考量,而王安石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这场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因而孰对孰错,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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