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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跋扈将军梁冀权势滔天到什么地步
2. 汉武帝为什么要将游侠赶尽杀绝
3. 古代满门抄斩，为什么不偷偷跑掉

跋扈将军梁冀权势滔天到什么地步

梁冀是东汉历史上最跋扈的权臣，其统治下的那段历史，是东汉最黑暗的时代。下面，我就来说说梁冀都干了什么事。

第一，梁冀为什么能当上大将军？

梁冀能在东汉上崛起，得益于两个人：父亲梁商与妹妹梁妠。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年仅十三岁的梁妠被选入宫中，封为贵人。四年后，梁妠成为汉顺帝的皇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氏外戚集团开始以火箭速度蹿起。梁皇后的父亲梁商权势扶摇直上，出任大将军，权倾天下。不过，梁商为人谦虚谨慎，名声不错，得到朝野的一致好评。公元141年，梁商因病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求葬礼要简单。无论生前的谦逊或死后的节俭，他美好的名声给儿子梁冀撑起一把保护伞。

与父亲的低调完全不同，梁商的儿子梁冀为人嚣张残暴。他先后担任执金吾、河南尹，仗着出身名门，官运一路亨通。梁商死后，梁冀从河南尹跃迁为大将军，父子两人先后成为大将军，在东汉历史上属首例。梁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一举超过之前的诸家外戚，一枝独秀。然而汉顺帝真的看走眼，梁冀后来差点成了皇室的掘墓人。

第二，外戚擅权

公元144年，时年三十岁的汉顺帝病逝。顺帝一死，梁皇后成为梁太后，梁太后没有儿子，以虞美人所生的皇子刘炳为皇帝。该年刘炳才两岁，太后临朝，必然只能依靠自家兄弟，于是外戚擅权的情况又一次出现，东汉历史进入最黑暗的“梁冀时代”。

小皇帝刘炳五个月后死了，死时不满三岁。太尉李固认为，不应当立小皇帝，应该在诸王之中挑选一个年纪大且品行端正者为皇帝。当时呼声最高的人，是清河王刘蒜，他老成持重，待人接物端庄严肃。

梁冀显然不愿立刘蒜，只有立一个小皇帝，他才能独揽大权。渤海王刘鸿八岁的儿子刘缵被立为皇帝，史称汉质帝。这个结果，令李固十分失望，他与梁冀的矛盾日益恶化。

第三，打击李固

在梁冀看来，李固是他独裁之路上的绊脚石，是眼中钉肉中刺，必得拔除而后快。李固为人清正廉明，公忠体国，深得梁太后的信任。

梁冀指使人写了一折奏章，弹劾李固。

弹劾的内容，归结起来有几点：第一，李固是伪君子，表面上很正派，暗地里结党营私，离间外戚与皇室的感情，居心叵测。第二，汉顺帝去世后，大家都痛哭流涕，李固不仅不哭，还举止轻浮。第三，先帝刚过世，李固就迫不及待地改变各种规章制度，明显是在指责先帝的种种错误。第四，把先帝的旧臣驱逐一大批，自己作威作福。

这些都是什么罪状呢？把白的都说成黑的。李固力矫顽弊、重振朝纲的努力，居然被别有用心地说成是对先帝不敬。梁冀向妹妹梁太后施压，坚持让有关部门调查李固。只要司法机构介入，就算不置李固于死地，至少也要让他丢官。梁太后还算理智，毕竟李固的许多政策都是经她同意的，遂拒绝梁冀，李固侥幸逃过一劫。

第四，毒杀汉质帝

与李固相比，刚满九岁的小皇帝刘缵更令梁冀不寒而栗。

当初梁冀坚持立刘缵为皇帝，就是认为小孩子容易摆布。刘缵年龄虽小，却能明辨是非，只是未能深谙人事的他还是少了谋略。在一次朝会上，刘缵在群臣面前，指着梁冀，突然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此跋扈将军也。”这个过于冒失的举动，要了他的小命。

梁冀意识到自己小看小皇帝了。虽然皇帝还小，总有长大的一天，他心里已经埋下一颗仇视的种子，日后会开花结果。既然如此，不如干掉皇帝。

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的第一天，质帝刘缵吃了一个饼，不一会儿的工夫，突然觉得腹疼难忍，唇焦舌燥。这竟然是个毒饼，而毒死皇帝的人，正是梁冀。

汉质帝之死，说明梁冀的势力已是一手遮天。弑君事件，把梁冀与李固推到摊牌的边缘。

第五，立君之争

有一件事情更为迫切，就是谁来当皇帝。

李固已经铁下心，无论如此也要制止梁冀专权，必须选择一位成年且贤明的王子。他联合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写信给大将军梁冀，强调选帝必须征求三公及诸卿的意见。

面对三公的施压，梁冀不得不召集公卿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梁太后、大将军梁冀、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以及九卿及诸位侯爵，讨论皇帝人选。

在这次会议中，梁冀与李固的冲突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以李固为代表的三公及以大鸿胪杜乔一致推荐清河王刘蒜。面对李固等人的攻势，梁冀难以招架。一来李固选贤立能的原则站得住脚，难找到反驳的理由；二来梁冀还没想清楚立谁为皇帝，提不出具体人选。这一天在激烈的争吵中过去，李固占了上风，可是结局未定。

然而，这时宦官势力卷了进来。这天晚上，大太监曹腾夜访梁冀，外戚与宦官联手抵制李固等人的主张。无论是梁冀或曹腾，都希望立一个可以玩弄于手心的皇帝。两人商议结果，决定立年仅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

第二天，公卿会议继续召开。梁冀抬出皇帝人选刘志，当然遭到李固的激烈反对。这时，梁冀露出凶残的本性，言辞强硬，充满威胁的语气。

在梁冀的淫威之下，李固阵营开始动摇。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为恐慌，临阵倒戈，其他公卿大夫也纷纷反水，最终李固一败涂地。在梁冀的怂恿下，太后下达懿旨，将李固免职。三天后，刘志登基称帝，史称汉桓帝。

第六，处死李固、杜乔

李固无固被免职，一时间朝野哗然。梁太后安抚士人之心，遂由杜乔出任太尉。杜乔在当时与李固齐名，正直的性格，注定他不可能与梁冀同流合污，于是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又展开了。

梁氏集团权势炽热，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梁蒙，儿子梁胤等人皆受封为侯。杜乔不畏强权，上书据理反对。梁、杜的矛盾激化，正面交锋不可避免。在梁冀眼中，杜乔已是李固第二，不可不除。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帝国首都洛阳地震。梁冀乘机以“灾变”为由，归咎于三公，罢免杜乔太尉之职。

这时，清河国出了件大事。这件事，可帮了梁冀大忙。

一年前，李固、杜乔强烈要求立清河王刘蒜为皇帝，最终没成功。有两个热血青年怀着对梁冀的仇恨，搞了一次鲁莽的冒险。他们打算劫持刘蒜，逼他称帝。这场政变闹剧很快失败，两人被捕处死。清河王刘蒜受牵连，被取消王号，贬为侯爵，放逐桂阳，最终自杀身亡。梁冀乘机扩大打击面，称李固参与策划政变，要求给予治罪。就这样，李固莫名其妙地卷入所谓的“谋逆案”，被关入大狱。不久后，李固在狱中被秘密处决。李固死后，梁冀一不做，二不休，把杜乔逮捕入狱。入狱当晚，杜乔也被杀害。

李固与杜乔都曾担任太尉，位列三公，他们是唯一敢于挑战梁冀的人。李、杜死后，梁冀更是一手遮天，不可一世了。

第七，骄奢淫侈

由于所谓拥立之功，梁冀受封食邑超过三万户，他的老婆孙寿也封为“襄成君”，阳翟一县的田赋租税都归她所有，每年就有五千万钱之多。

梁冀与夫人孙寿，分别筑起两座巨大的豪宅，一座大将军府，一座襄成君第。两大豪宅只隔着一条街，内部装潢极尽奢华。宅内有崇台高阁，飞梁石磴，有园林假山，山上罗列草木，驯放鸟兽，可谓是应有尽有。宅第着实太大，梁冀要走上一圈，都得乘马车，其豪华程度，不逊皇宫后院。梁冀与孙寿在两座大宅内日日欢娱，夜夜笙歌。官员前来拜访时，得先被门房勒索进门费，时间一长，看门人都成了暴发户，竟然拥有数万两黄金的家产。

要维持这么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连梁冀都觉得入不敷出。三万户的采邑与一个县的税赋，竟然还不够花。怎么办呢？梁冀有办法，他先派人暗中调查各地的巨富，罗列一个名单，然后随便给他们找个罪名，抓入监狱，严刑拷打，逼迫其家人出巨资赎罪。许多富人因此倾家荡产，甚至被杀头。比如扶夫有一位富人，名叫士孙奋，非常富有。梁冀为夺其财，竟将他抓住监狱，折磨致死，全部家产没收，总共有一亿七千万钱。

梁冀统治的时代，是东汉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在梁氏夫妇大肆挥霍、生活奢靡的同时，国库却一日日地空虚。国家没钱，政府的机构还得正常运转，于是所缺费用就转嫁到百姓身上。朝廷下达命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凑足征收款，对原本生活穷困的百姓采取压榨手段。民不聊生，每天都有大批的百姓或死于官府的棍棒之下，或走投无路选择自杀，一了百了。

第八，独断专行

梁冀虽然拥立汉桓帝刘志，实际上对他严加监控。皇帝身边的人，多数都被梁冀给收买了，每天密探们都要把皇帝的一举一动向梁冀汇报。他说过什么话，见过什么人，甚至吃了什么，梁冀都了如指掌。就算在皇宫内院，汉桓帝刘志也没有自由可言，皇后梁女莹是梁冀的妹妹。皇后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她自己没有生育，若有妃子被皇帝临幸而怀孕，无一不惨遭毒手。

至于朝中大事，完全是梁冀说了算。

当外国或地方政府向朝廷进献贡品时，最好最贵的，先送给梁冀，皇帝收到的仅是次品。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排着队去梁冀家中送礼，没人来求皇帝。已经升了官的人，要先去梁冀家中谢恩，然后才能放心上任。

辽东太守侯猛看不起梁冀，升迁不肯去送礼谢恩，结果被梁冀找了个罪名，处以腰斩酷刑。荆州刺史吴树曾查办梁冀宾客门人十余人，在赴任之前被梁冀毒杀。郎中袁著年轻气盛，在皇宫门外上书抨击梁冀擅权，被梁冀派人逮捕乱鞭打死。袁著的好友胡武几乎被杀光全族，死了六十多人；另一位好友郝絜不愿连累家人，在梁冀家门外服毒自杀。文人崔琦文章讽刺梁冀，被梁冀免职，遣回老家，后逮捕处死。

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

第九，梁冀之死

梁冀的独断专行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桓帝刘志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一件事，终于让恒帝决心与梁冀摊牌。

公元159年，梁皇后死了。谁来顶替梁皇后呢？梁冀相中一人，她就是选入宫中的邓贵人。为了继续控制汉桓帝，梁冀打算把邓贵人认为干女儿。但是他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派人去刺杀邓贵人的母亲邓宣。然而，刺杀行动意外失手，刺客竟然被擒获，把幕后主使梁冀给供出来了。

汉桓帝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铲除梁冀。朝廷内外都是梁冀的亲信，皇帝能依靠的只有内廷的宦官。于是恒帝秘密与五个宦官歃血为盟，组成一个反梁集团。

梁冀耳目众多，觉得皇帝与五宦官行迹诡秘，便派中黄门张恽入宫宿卫，暗中调查皇帝与五名宦官。汉桓帝豁出去了，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

宦官具瑗率领宫廷卫队，逮捕梁冀派来的张恽，罪名是“无故入宫，欲图不轨”。另几个宦官拥桓帝上殿，召尚书火速入朝。皇帝发布诏令，派尚书令尹勋持节前往各要害部门，勒令丞、郎以下官员，一律全副武装，守住自己的地盘。同时，把各部门的印绶符节，全部收缴。桓帝仍然十分小心，没有冒冒失失地调动皇宫之外的军队，他以守卫宫廷的虎贲战士、羽林军为主力，拼凑一支武装，人数不够，就把马夫也派上用场，总计一千余人，在宦官具瑗、司隶校尉张彪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梁冀的大宅。

梁冀做梦也想不到，他苦心经营十几年，党羽遍布，竟在一朝之间被皇帝成功翻盘。这一天，梁冀与夫人孙寿，双双服毒身亡。梁氏帝国之梦，就此破灭。

汉武帝为什么要将游侠赶尽杀绝

因为，在汉武帝看来，游侠是一种病——威胁他安全的传染病。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咱们看看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大将军卫青是如何对待大侠郭解的，你就明白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话说，汉武帝时期，大汉社会阶层贫富分化严重，地方豪强们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生活上奢靡浮华，政治上手眼通天，俨然成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就决定学习老祖宗刘邦。当年刘邦是如何解决地方豪强逐渐做大，威胁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汉朝刚建立时，一个叫娄敬的大臣向刘邦建议，当年秦朝末年的时候，别看起头的是陈胜吴广，但是闹腾了没多久，他们自己内部就乱了。吴广是和自己的人吵架被杀的。陈胜更窝囊，是被自己的车夫刺死的。这些泥腿子，根本兴起不了什么大浪。您的心腹大患，其实还是西楚霸王项羽那样的，以前老六国的那帮贵族大户。所以啊，要想大汉朝长泰久安，您就应该把这些地方上的大豪族们，都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离开了故土，他们就构不成威胁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钱，可以拉动首都的消费。首都的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不会搞事情了。

刘邦听了，深以为然，马上就下令全国的豪族，比如齐国的田氏、高氏，楚国景氏、昭氏、屈氏啊，这些大氏族拖家带口的，都给弄到首都长安城来。

把地方的豪族迁来了之后，为了将其拆分成小家族，刘邦给他们都赐了新的姓，让他们尽快忘本。比如田氏，是齐国非常大的家族，人口众多。刘邦就按先来后到，第一拨来的，赐姓第一；第二拨来的，赐姓第二。刘邦给这些豪族改姓也就罢了，却给他们赐了这样的姓，简直就是公开羞辱。豪族们也没办法，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除了谢主隆恩，也不敢说啥。

汉武帝熟知历史，很是赞同老祖宗的这一套“软性”改革。于是，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规定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

《迁茂陵令》颁布时，执行上必然会遭遇地方豪强的抵制，许多富户豪门都按兵不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大侠郭解，他提出：自家财富不足300万，请求朝廷准许不迁徙。

《迁茂陵令》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出现郭解这样的抵抗，是汉武帝早就预想到的事情。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他身边竟然会有人为郭解求情。这个人还不是别人，而是他亲手提拔的，自己的小舅子——大将军卫青。

为了给郭解求情，大将军卫青上奏说，“郭解是穷人，不需要流放。”

武帝回答：“能让你这个大将军亲自向我说情，他会是穷人吗？”强忍着怒火，汉武帝当面驳回了卫青的请求。

很多人说，正是因为卫青给郭解求情，汉武帝意识到地方豪强与朝中权贵结合的危险，才决心杀掉郭解，并且将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群体赶尽杀绝的。这样的解释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儿，与大将军卫青这样掌握权力的重臣有联系，这还不是汉武帝决心将郭解这样的游侠赶尽杀绝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汉武帝看来，郭解这样的游侠是社会的一种病，是一种可以威胁他皇权的传染病。

汉武帝为啥一定要根除游侠？

在汉武帝看来，郭解具体有多少财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强制郭解搬家时，当地的人众筹了上千万钱给了郭解，这数目甚至超过了迁徙的家产标准好几倍。

这样的事情对汉武帝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整个豪族和民间都在和他这个皇帝叫板。然而，那时候连太子都能杀的汉武帝，对此却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地忍耐。

郭解搬迁到关中后，关中的豪杰们都争相拜访，争着跟他做朋友。直到后来，有个儒生贬低郭解，被他的门客所杀，还割了他的舌头，这才给了汉武帝一个治罪他的理由。

其实，这件事儿郭解并不知情，但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以平民身份玩弄权术，致人死命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比亲手杀人还严重。”就力主判了郭解死刑。

熟悉汉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汉武帝一朝的宰相几乎都死在了相位之上，唯独这个公孙弘能够取得善终，其原因无他，只因为公孙弘听话，能够揣摩汉武帝的心思办事儿。

所以，当郭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门客杀人而被审判，按照当时的法律应无罪释放时，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这完全是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替皇帝说的话。站在儒家伦理，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游侠群体就是一种危害社会、威胁皇权的“传染病”。

游侠起源于宗法社会解体的战国时期，当时，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铁器的普及，各国的人口暴增，社会规模越来越大。以秦国为代表的各路诸侯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开始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寻求建立官僚政治。

随着旧有的贵族政治的瓦解，很多贵族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地位，失去土地，流落到民间。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依附到了大贵族的关系网络中，成为了他们的门客。另一部分没有被吸收进新的制度，又不愿意沦落成为种地的农民的人，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脱离社会主流之外的游民。

这些游民中，尚文的被称为游士，尚武的被称为游侠，他们是民间政治的主导者。

游侠们在社会的法治真空中游离，在民间社会中构建了一套新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规则，而这套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规则却跟儒家社会主流的伦理秩序虽大致对应却也有所不同。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义”字，儒家提倡“义”，游侠的江湖社会也提倡“义”，而且“义”还是他们的最高伦理原则。但是，江湖人所说的“义”，跟儒家的“义”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儒家的“义”是分大小的，而且还要基于君臣关系、血缘关系分出个亲疏远近。老百姓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伦关系当中，他们的“义”必须得放到这些关系中才成立。

而江湖上的人所说的“义”呢，是非血缘关系、没有亲疏远近的“义”。江湖人来自五湖四海，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一定是同乡，所以他们的“义”是普遍的、平等的。这就其实跟墨家的“兼爱”之“义”有点儿像，墨翟讲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江湖之“义”是如何体现的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连个字——“守信”。“信”字拆开了看，就是“人言不欺”，也就是说话算数。因此，“轻生死，重承诺”就是游侠江湖世界的最高信条。

所以，黑帮电影中的帮派成员经常说的那句话“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绝不是闹着玩的。对于游侠们来说，即使是不合乎正义的誓言，也必须要遵守。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问，为了誓言，明知道是不该做的事情，不正义的事情也要做吗？那大侠们怎么能让人们尊敬呢？

这其实就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和主流社会的伦理冲突的所在了。在江湖世界中，遵守信义往往会压倒快意恩仇和主持正义的人。在诺言和正义无法调和之时，任侠们往往会选择慨然赴死。

信任关系的建立是社会控制的关键，信任为人的行为赋予基本确定性，在形成社会习俗、互利合作的过程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人展示自己是可信的，接受和交换信用，是在强化自己的社会关系。很多社会资源，比如货币，都是信任的具体形式。信任预期消失，币值就会崩盘。

因此，没有权力核心的江湖，更是要靠信任运转。“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信义就成为了江湖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硬通货。

当人们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时，只要有个侠客答应帮你，那你就算是得救了。因为，一旦做出承诺，就算牺牲性命，他也一定会做到。

比如，郭解。面对杀了他的亲外甥的人，他认为是外甥理亏，就承诺不追究了。对那个人而言，他就得救了。因为只要郭解说不追究了，他就不用怕报复，甚至不用担心官府。

另一面就是，郭解一旦发誓要杀谁全家，那这人麻烦大了，即使你是统带千军万马的将军，都会感到不安。这就是信义形成的预期力量，它是江湖的第一法则，人们对大侠之“义”的信任和崇拜，甚至能转化成信仰。

比如，关羽。很多民间帮派，都会把关羽当作神来供奉。所以，关帝庙遍布五湖四海。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关羽就是最讲义气的人，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形象。《三国演义》里，曹操曾经是关羽的恩主，关羽念其旧恩，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本来这是以私害公的死罪，但反而在民间传为美谈。

然而，在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眼里，这江湖伦理可不是好东西，它是一种病，一种传染病。人们把大侠当成信仰，经过传播放大，这就会让一个无财无势的平民，在信息不畅的年代，拥有连皇帝都头疼的权威。

所以，如果你要是汉武帝，你要是公孙弘，你会放过郭解这样在社会中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游侠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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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满门抄斩，为什么不偷偷跑掉

可以跑掉，但跑了不等于就没事了。

在不少人的概念里，古代通讯技术低下，又没有什么人像识别和DNA检测技术，那些被处以是满门抄斩的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一个一走了之。

只要在官兵前来抓之前，带上一家老小以及金银细软，跑路至深山老林或者隐姓埋名，甚至浪迹天涯，那绝对是能活下去的。

但实际的情况是，古代被处以满门抄斩的人，很少有逃跑的，大部分都是难逃一死。

那么，为何这些古代的犯人不偷偷跑掉呢？其实很简单，不是犯人们没想过跑路，而是跑了之后，就会相当麻烦。

甚至，比直接受死还要残酷，因此，犯人们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下什么叫做满门抄斩。

满门抄斩，顾名思义，就是在抄没家产的同时，还要将犯人全家集体斩首，这种刑罚，在古代历代王朝中，是最残酷的一种。

另外，在古代时期，满门抄斩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诛族”。

所谓诛族，是指将该犯人的族人全部诛杀，不过，在不同的朝代，对于诛族的具体定义也有所不同。

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先秦时期，诛族被称为“夷三族”，这三族包括姥、母、父三族，另外根据史料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姥、母父、兄弟这三族。

而在秦朝时，被史料明确记载的“夷三族”者，一个是丞相李斯，另一个则是赵高。

李斯在帮助秦二世胡亥登基后，朝政大权落入了赵高手里，而赵高为了巩固权力，诬陷李斯“谋反”，最终怂恿胡亥将李斯腰斩，并“夷其三族”。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逼迫胡亥自尽，立子婴为帝，结果被子婴反杀，同样也被“夷三族”。

秦朝灭亡后，这个“夷三族”的刑罚却被流传下来，汉代时不少人就尝到了其中滋味，像汉初功勋盖世的大将军韩信，也是被吕后下令“夷三族”而死。

随着朝代的更迭，“夷三族”也逐渐有所发展，涉及的成员从犯人的“三族”上升至“五族”、”七族“，辐射面更广，被处死的人更多。

而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或者小说里看到的”诛九族“。

这九族的具体成员，普遍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按照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将一个家族一网打尽。

由此可见，古代的刑罚制度是多么残酷，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更是“发明创造”了一个“诛十族”的说法，当时，建文帝旧臣方孝孺因宁死不愿归顺朱棣，惹得朱棣大怒，当庭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

“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明实录》

都知道诛九族是包括父、母、妻，那么这第十族又是什么人呢？据记载，当时朱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把方孝孺的学生算作一族，拉到刑场斩首。

了解完什么叫做满门抄斩，以及古代的株连刑罚之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就是这些即将被诛杀的人，也就是犯人的族人，为什么不提前偷偷跑掉？

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他们之所以不跑，是因为知道跑了还不如不跑。

想偷偷跑掉也不是不可能，但这里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提前得到消息，另一个是贿赂地方官员。

提前得到消息，就是说在被抓之前，通过某种渠道，或者是有事先预感，从而做相应准备，带上家人老小逃走。

但这个前提基本上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古代信息的传递方式了。

古代传递一个信息，主要是依靠遍布全国的驿站，皇帝下达了一道指令后，就会通过驿站，传递到全国各地。

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个人被诛九族的命令被下达后，也是通过驿站传递。

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消息被传递到犯人所在的地方之前，是基本上不可能被提前知道的，既然不知道，那就没有逃生的机会。

至于说什么飞鸽传书或者八百里加急之类的方式，且不说犯人有没有使用这个的能力，即便是有，谁又会冒着违背皇帝诏令的风险，去给犯人通风报信呢？

所以，这个前提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另一种是贿赂地方官员，也就是说，在得到被满门抄斩的消息后，花大价钱买通当地官员，从而不对自己进行羁押，这样就能让自己和族人逃出升天。

这种方式可行吗？答案是不可行。

第一，风险太大，第二，一旦这个官员被人检举放走了犯人，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罢免官职，甚至被处死的结果。

所以，没人会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

即使是这两个前提某一个成功，比如提前得到消息，但犯人们依然不会选择偷偷逃走，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首先，假设一个犯人有机会带着一家老小逃走，那么他至少需要一样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会寸步难行。

这个东西在古代叫做”路引“，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行证。

古代时，若是一个人想要远行，路引是一件必须要有的物品，没有路引，可能这个人连附近都去不了。

比如在明朝时，就规定了凡是”离家百里者“，就”须持路引“。

若是没有，那按大明律法，士兵就会被以逃军论处，平民则会被以”私渡关津“论处，每一项可都是大罪。

那么，可不可以办理一个路引呢？可以，就是手续有点繁琐。

还是以明朝为例，如果一个人想办理路引的话，首先需要向所在地的里长和甲长提出申请，等到他们核查无误后，再将申请递到州县进行复核。

并且，这份申请中，需要注明申请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信息，同时还要写明为何申请路引，要去往哪里，何时回来等内容。

除了这些基础信息之外，明万历年间，路引还需要注明申请人的父母家人等信息，以方便各地进行查验。

”若州县为远行，照得本州县某百户某人，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须有须，方面亦或瓜子脸，面白或黑或紫等色，有无麻疤“---明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设计的路引要求

这样一份信息详尽的路引，单是申请起来就十分麻烦，而那些犯人因为犯罪，也基本上失去了申请路引的可能，所以，在知道没有路引的严重后果后，他们只能选择不逃跑。

除了路引之外，即便是侥幸犯人们侥幸逃了出去，也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第一，犯人也是人，总需要吃饭住宿吧，住宿还好解决，随便一个荒山野岭或者是破庙之类的就能栖身，但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

哪怕是你带着金银珠宝，但金银珠宝不能当饭吃，你得拿它来买或者是换食物充饥，但在古代，有句话叫做”十里不同音“，一个陌生的面孔突然出现，很容易被当地人警觉。

而警觉的结果，就是报官，报官之后，就会被抓回来归案。

除非是遇到那些当地的大财主或是有势力的人，得到他们的赏识或者是庇护，这样尚且有可能换来一条生路，但这种事只能是想想，现实中很难遇到。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早就有对于包庇以及窝藏罪犯的严厉惩处。

古代实行里甲制，每十户为一甲，每百户为一里，里长和甲长相互保识，并对所在地方进行监管，这就组成了古代最基本的行政单位。

如果在当地发现陌生流民隐瞒不报或是窝藏包庇的话，首先包庇之人就会有罪，根据明朝规定，只要是当地发生盗窃案件，无论是不是这个流民所为，那全部归责于此人，并且，对他包庇之人也会连坐。

若是发生更恶性的案件，那么官府第一个要查的，就是包庇流民的人家，届时，各种严酷刑罚就会轮番上阵。

在这种架势之下，没有人敢和官府对着干，所以也就不会包庇罪犯了。

那么，这些被处以满门抄斩的犯人，难道侥幸跑出去之后，就没有一点活路了吗？有倒是有，只是会活得很艰难。

比如，落草为寇，再比如出家当和尚。

但需要注意的是，落草为寇虽说听起来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困难，山贼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不仅要胆大，并且要心狠。

最主要的是，山贼本身就是一群亡命之徒，面对一群被迫逃命的人，尤其是那些带着一家老小，且还有家眷的犯人，他们的第一想法不是收留，而是抢掠。

可能入伙还没达成，就被山贼们吃干抹净了。

而出家当和尚同样也不容易，很多电视剧中，在涉及到一个人犯了重罪后，选择遁入空门就万事大吉，这种情况在古代并不现实。

为什么呢？那些大寺庙，里面的和尚都是有身份证明的，除此之外，要想出家，还需要有度牒，没有度牒，大小寺庙都不敢收留，不然就会引来官兵的围剿。

落草为寇不成，出家当和尚也实现不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逃到深山老林里离群索居，当一个野人。

但问题是，在深山老林里活着可不容易，豺狼虎豹、蚊虫鼠蚁，每一样都可能会要了人的命。

所以，古代那些被处以满门抄斩的人，即使是有可能跑掉，他们也不会逃走，因为在跑了之后，会遇到各种麻烦，这些麻烦会让他们生不如死，与其那样，还不如一刀来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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