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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2023-08-24
其实西路军西征有意义吗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西征,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西路军西征有意义吗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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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世纪,也是一个令世界恐惧颤栗的世纪。
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开始,蒙古大军不断对外扩张,横扫中亚、西亚以及东欧,所到之处毁灭一切,以杀戮为乐,忠实践行成吉思汗的人生价值观:“战胜敌人,夺其所有,使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面对呼啸而来的“黄祸”,欧洲人惊恐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之鞭--不然怎么会如此疯狂且势不可挡?
1259年夏天,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的一个山城要塞,“上帝之鞭”却意外地折断了。一年前,蒙古大军分三路准备灭亡南宋,蒙哥大汗亲率主力攻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次年却在合川钓鱼城久攻不克,蒙哥身亡。
对于蒙哥死因,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元史》等记载为病死,酷暑季节,军中痢疾流行,蒙哥染病而亡;另有一些史料认为,系被钓鱼城守军炮矢击中,伤重不治而亡。
鉴于蒙哥大汗亲自攻城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在冷兵器时期,远距离被冷枪冷炮击中的概率也很低,蒙哥死于“酷暑+疾病”的可能性大一些。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合川钓鱼城距下游重庆仅60多公里,气候跟著名“火炉”重庆差多不。
重庆30度以上暑热天气平均70天以上,盛夏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持续近1月,户外地表温度超过60度,摔一跤可能就是“三级烫伤”,“非洲留学生哭着要回非洲避暑”是重庆媒体每年必报的“老梗”。蒙哥进攻恰好是重庆最热的七八月份,钓鱼城又位于三江交汇处,水汽多,湿度大,高温加高湿,从早到晚“蒸桑拿”,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这绝对是致命的。
蒙哥意外身亡,不仅使南宋国祚又延续了20年,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为争夺汗位,蒙古西征大军匆忙从欧、亚各地撤军,欧洲各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得以躲过覆灭危机,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城”。
此后二十余年,钓鱼城如同滚滚历史大潮中的中流砥柱,任凭蒙古军队长期围困、持续攻击,我自岿然不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后,钓鱼城守军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与蒙古军队谈判,才终止了抵抗,钓鱼城落下历史帷幕。
四川是南宋支持战争的财力、物力供应基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蒙古军一旦夺占四川,即可出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径取临安,因此蒙古统治者对这块风水宝地早已虎视眈眈。
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秋,雄心勃勃的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急于想建立超过父祖的功业,实现四海一统的梦想,不顾诸王大臣们的谏阻,决心对南宋发起全面进攻。他吸取窝阔台汗全线进攻,兵力分散,难以突破长江防御的教训,决定把战略突破口放在四川。计划兵分三路,西路主力攻四川,南北两路分取潭州(今湖南长沙)、鄂州(今湖北武昌旧城)。企图先占四川,再取荆湖,三路大军会师后,顺江东下,夺取临安。
在战争准备大体就绪之后,蒙哥即于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颁诏天下,征诸道兵,屯聚于六盘山。以灭亡南宋政权为目标的步调统一的大进军,就此拉开了战幕。
七月,蒙哥亲率西路主力四万人,号称十万,从六盘山出发,入陇州(今陕西陇县),经宝鸡,入大散关,然后分道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南下,于是年底进抵合州(今重庆合川),把攻击矛头直指南宋的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这时,四川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围或困,能够担负起屏障重庆、支撑四川战局重任的,只有重庆北面七十公里的合州州治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东)了。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之冲,下可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蓥山脉,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铁骑长驱直入,以蔽重庆,又可连接诸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
此时,担负钓鱼城防御任务的守将名叫王坚。王坚原是南宋名将孟珙的部下,孟珙任四川宣抚使时,他随孟珙一起来到四川。入蜀后,王坚参加了四川制置使余玠指挥的北伐汉中之役,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
王坚知合州以后,进一步加强钓鱼城的防御。他发动军民修固城墙,开池凿井,并在钓鱼山的南、北两面各筑了一道“一字城”,延伸至江边,以拦截来敌于城墙和江流之外;与此同时,王坚率领城中军民,春季出屯耕耘,秋季收粮运薪,收获储备了大量粮草物资。经过一番努力,钓鱼城城坚、粮丰、水足,布置得当,具备了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良好条件。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哥汗驻跸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南),欢度新年,并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案。
大臣术速忽里进言说:“重庆以钓鱼城为藩屏,此处地势险要,宋人依险为固,若死守抗击我师,则不易攻破。不如用降人为向导,绕道东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会合,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诸将恃强好胜,邀功心切,加之一路东伐势如破竹,未遇大碍,都没有把小小的钓鱼城放在眼中,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因此纷纷指责术速忽里见解迂腐,要求蒙哥出兵攻打钓鱼城。
蒙哥思量再三,也认为拿下钓鱼城,则攻取重庆易如反掌。如此全取川蜀,再挥师东进就无后顾之忧了。主意拿定后,深谙“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蒙哥并未急于出兵,而是派了一个叫晋国宝的南宋降官前去劝降守将王坚。
晋国宝到了钓鱼城,劝降未成,反而被王坚骂了个狗血喷头。在返回途中又被王坚派人捉了回去,押赴阅武场处决了。钓鱼城军民看到这个变节汉奸的可耻下场,人心为之大快,抗蒙情绪日益高涨。晋国宝被杀事件大大激怒了蒙哥。他明白该是用武力说话的时候了,于是合诸道兵进围合州,直抵钓鱼城下。
蒙哥首先作了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堵绝荆蜀通道的部署。一方面,他派亲王末哥(蒙哥异母弟)率军攻打渠州礼义山城(今四川渠县东北),曳剌秃鲁雄率军攻打巴州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以切断钓鱼城与渠江流域诸城的联系,陷钓鱼城于孤悬之中。另一方面,蒙哥又命令纽璘率一部兵力向重庆下游江面进攻,在涪州的蔺市(今重庆涪陵西)造浮梁,以阻长江下游宋军增援,造成“蜀道梗绝”的态势。
蒙哥在部署停当后,便于这年二月带着精心准备的攻城器具,率军从钓鱼城东北的鸡爪滩渡过渠江,在城东南的石子山扎下营寨,准备攻城。
二月七日,蒙哥督师钓鱼城下,指挥蒙古军从东面向东新门与护国门之间的一字城发起了猛烈攻击。城上的宋军早有准备,箭矢、石块雨点般倾泻下来,蒙古军屡次发起冲锋,都未能奏效,伤亡者极多,蒙哥只得下令停止进攻。九日,蒙古军转攻镇西门,再次受挫。
两战的失利,给蒙哥当并头泼了盆冷水,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开始意识到,钓鱼城将是块难啃的骨头,一味靠单向强攻、死打硬拼是很难成功的,于是他开始考虑变换战术。
对付一座孤城,蒙哥自然想到了一个“困”字,到手的肥肉,又何必急于吞下呢?于是,蒙哥命令部队原地休整,一连一个月没有发动攻势。其间城中宋兵每日站在城头上声诟骂,蒙哥丝毫不予理会。
一个月后,蒙哥推想城内粮草大概已所剩无几,认为是重新发动攻击的时候了,就选拔勇敢的士卒组成敢死队,准备再次攻城。蒙哥吸取了前两次失利的教训,决定采取“环攻”的战术,同时从东、北、西三面向钓鱼城发动强攻。
三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分头攻打东新门、奇胜门和镇西门。蒙哥命令各路人马在阵前架起石炮,以配合攻城。在飞石的掩护下,敢死队队员们肩扛云梯,手执刀盾,喊杀着向城下冲去。许多人在冲锋途中就被城上射来的箭矢、飞石击中倒下,也有不少人被射程不够的己方石炮所误伤。不多时,钓鱼城下的江岸上已遍布蒙古兵的尸体。
但蒙古军的攻势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弱。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奋勇前冲。一顿饭工夫,已有成群的蒙古兵冒死冲到城墙下,用盾牌护住身体,开始向城墙上架设云梯。当蒙古兵不顾一切地把云梯支好后,却发现了一件悲惨的事情。原来钓鱼城依山而建,城邑高厚,云梯搭上云,距城头还差了一大截子,蒙古兵登时傻了眼,泄了气。
城上宋军则在王坚等人的指挥下,乘机用钩枪钩翻云梯,又不断发射利箭、檑石,对城下蒙古兵予以痛击。只听惨叫声从城墙下不断传出,撕心裂肺,此起彼伏。几个时辰过后,城墙下已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三路蒙古军攻了大半天,不是因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因后军不继而被迫退回。蒙哥发动的第二次攻势又以惨败而结束。
进入四月后,蒙哥又卷土重来,采用“夜袭”的战法,乘着夜色曾一度攻入外城。形势危急时刻,王坚、张珏及时率援军赶到,开城出击,经过奋战,终于把蒙古军赶出了外城。此后,风云骤变,连续下了二十天的大雷雨,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蒙古军攻势顿减。钓鱼城中的宋军则在王坚的指挥下,夜晚不断出城“斫营”,袭扰敌人,使得蒙古军士气大为低落。
钓鱼城经过数月的坚守,给了南宋军民以很大的鼓舞。宋理宗赵昀以王坚忠节,守城拒敌,万折不回,可为列城之倡,特命优加旌赏。为了确保长江上游地区的安全,他让四川制置副使兼湖北安抚使吕文德率军逆江而上,增援四川战区。吕文德进抵涪州,经力战冲垮江上浮梁,突破蒙古军的封锁,于六月初到达重庆。然后又率战舰千余只,逆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蒙古大将史天泽军分两翼,顺流纵击,在槽山(在今重庆合川境内)大败吕文德军。吕文德入援钓鱼城不成,只得领兵退守重庆。
这时,蒙古军围攻钓鱼城已有五个月,仍不能攻下,而巴蜀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临。这一年的夏天奇热无比,又逢天旱,田里的禾苗全都枯死了。蒙古军长期征战,加上水土不服,疫病开始在军中蔓延,病死了不少人,其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
这时内心最焦急的恐怕就是蒙哥了。这位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拿下钓鱼城,以扭转不利的局势。因此他派前锋大将汪德臣去城下对王坚进行招降。汪德臣多次前往,均被王坚严词拒绝,不由得恼羞成怒,发誓说:“我大军旌旗所向,无不披靡,独此旅拒。捐躯图报,正其时也。”于是他挑选锐卒乘夜进攻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进行反击,两军一直相持到天亮。
第二天,汪德臣又来阵前劝降,大声喊话说:“王坚,我来是给你们指条活路的,赶快投降吧!”话音刚落,城上忽然飞来一块巨石,不偏不倚,正把汪德臣打下马来。汪德臣受重伤被抬下,送往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寺温泉养伤,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汪德臣的死讯传来,蒙哥扼腕叹息不止,直呼失去了左右手,蒙古军的锐气也因此大受挫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钓鱼城内粮草仍旧丰足,城内军民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显示城内的储备和必守的信念,王坚命宋军发炮,向城外抛掷了三十斤重的鲜鱼两尾和数以百计的蒸面饼,并在城上喊话说:“尔等北兵可烹鲜鱼、吃面饼,我们再守上十年,你们也攻不下来。”
蒙哥气得吹须瞪眼,但却无力强攻取胜。他又不甘心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以待有利时机。为了观察钓鱼城内的情况,蒙哥命人在西门外建筑瞭望台,并亲自到城下督视。当蒙古兵爬上瞭望台向城内窥探时,城上宋军瞅准时机,发射飞石,把探望的蒙古兵打下来摔死。
蒙古军在此期间,伤亡甚众。蒙哥也不幸在一次督战中被飞石打中,身负重伤,蒙古军被迫从钓鱼城撤退。不久,蒙哥在撤退到金剑山温塘峡(今重庆北温泉)时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关于蒙哥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一说因病,一说中箭,还有的说中飞石受伤而死;死的地点也有所不同,一说在钓鱼城下,一说在壁山西温泉,也有说在北碚北温泉)。进攻四川的蒙古军随即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运着蒙哥的灵柩奉丧北归。
九月,南宋朝廷宣布合州围解,擢升王坚为宁远节度使。十月,宋理宗又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至此,钓鱼城之战宣告结束。
钓鱼城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军铁骑的奇迹。此役的胜利,使蒙古军会师鄂州、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战略计划彻底宣告破产,从而使南宋王朝暂时免遭灭国之祸,又延续了二十年。
红四方面军4个“种子师”分别是红10师、红11师、红12师和红73师,他们的首任师长是:
△红10师,师长王宏坤(1909年1月22日一1993年8月20日),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区石槽冲村人,开国上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海军副司令员、海军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11师,师长是倪志(1900-1965),北京市人,开国中将,毕业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12师,师长是旷继勋(1895—1933),贵州思南县人,1929年6月29日建立四川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蓬溪县苏维埃。后出任红6军、红4军、红25军等多个红军军长。1933年夏,在四川通江洪口场牺牲。
△红73师,师长是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1974年1月7日),湖北麻城市乘马岗人,开国大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33年7月后,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红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31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红四方面军西征一部号称西路军。
1936年10月下旬,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总书记要求,“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在中国的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它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80年前,人数约为中国工农红军五分之二的一支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间穿行,这支部队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
80年前的那个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用信念和无畏谱写了长征的传奇史诗。随后,西路军西渡黄河,开始了腥风血雨、悲壮无畏的西征历程。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这支英勇无畏的部队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千里祁连山、古老悠远的河西走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让人叹息的悲壮故事。以至于当地人民感慨地说,是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染出了当地的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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