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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02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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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这种话就姑妄听之,但千万别信。
一、开国皇帝“认宗”是惯例从“五胡乱华”开始,只要当皇帝,大多都给自己找个比较出名的祖宗,比如下面这几位。
刘裕。据《宋书》记载,刘裕是汉高帝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还把详细的族谱给罗列了一下,什么“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云云,但直到其祖父刘混的时候信息才确切起来,“……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刘裕)”。后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一点也不靠谱。
萧衍。“汉相国何之后也”。相比于刘裕,萧衍比较寒酸,因为之前没有姓萧的皇帝,这一姓氏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汉相萧何,所以只能将就一下了。
李渊。这个有点乱,认了两个祖宗。一开始是李暠。“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李暠,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开国君主,还算是小有名气,就被李渊拿来说事了。到天宝二年(743年)的时候,李暠还被玄宗李隆基追尊为兴圣皇帝。后来追加到李耳。这个厉害了,就是写《道德经》的老子,太宗李世民在修《氏族志》时专门说过:“朕之本系,出自柱下。”这个“柱下”有来历,是周朝的一个官职,叫“柱下史”,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管理,而老子恰恰干过这个差事。而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李治的时候又追封李耳为玄元皇帝。
侯景。追认的是汉代司徒侯霸,只是过程比较搞笑,也有点扯,充分说明了“认宗”就是胡扯。侯景乱梁的时候,谋士王伟请立七庙,侯景问:什么是“七庙”?王伟解释说:“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于是问侯景往上七辈子的名讳。侯景回答说:“我哪记得,只知道父亲名摽”。没办法,还是他的一个属下记得侯景有个祖宗叫“乙羽周”,其他的只能委托王伟去编造了。最后,“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于是推尊其祖周为大丞相,父摽为元皇帝”。
二、为什么必须“认宗”第一是为了给自己“贴金”。
中国人特别注重“名分”,讲究“名正言顺”。比如《易》以道阴阳,要求做事必须合乎自然规律;而《春秋》则以道名分,要求做事必须合乎社会道德。
刘裕出身底层庶族,其天下是夺自于东晋,方式更是极不光彩:“禅让”。按传统观点来说,他的皇位来地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个皇帝祖宗——如果直接到刘邦的话,太亲近,容易穿帮。所以就退而求其次,认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为宗。
这样做的深层原因就是:我刘裕本来就是帝王贵胄,天下也本来就是我们刘家的,所谓“禅让”只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已。
第二是为了给自己的政权“贴金”。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刘秀。虽然史书上说“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但实际上,他和西汉皇族的血缘关系已经很模糊甚至存疑。之所以最后定国号为“汉”,只是为他的帝国披上一件“合法性”外衣而已,西汉、东汉两个朝代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延续和继承。
三、刘裕为什么不建国号为“汉”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汉”已经被用滥了。刘裕之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四个“汉”:刘邦的西汉、刘秀的东汉、刘备的蜀汉和匈奴人刘渊的汉赵(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过几个汉:刘知远的北汉、刘陟的南汉等,在此不提)。这几个“汉”呈现出一路萎缩的态势,存在感和归属感越来越低。因此,刘裕就完全抛弃了这个已经明显过气的称呼。
其次,应该是避讳。东汉怎么亡的?曹丕建魏代汉。而此时,刘宋在北方的最大对手正是理论上接续曹魏“正朔”的拓跋北魏,刘裕如果用“汉”为国号,显得不太吉利。
再次,以封号为国号。这也是一条惯例:刘邦建汉来自于其称帝前的封号“汉王”,曹丕建魏得自于其父曹操的封号“魏王”,司马炎建晋因为其父司马昭的封号“晋王”。因此,刘裕建宋也是来自于其封号“宋王”,顺理成章,后来的隋、唐也莫不如此。
“代汉者,当涂高也。”意思是说汉王朝气数已尽,注定要有新的代替它;而代它的便是“当涂高”。
“当涂高”三字意思隐晦,又想谜语。谁是“当涂高”呢?于是就有人费尽心思去猜测。
首先认为自己是“当涂高”的是哪个无才寡德而又自命不凡的袁术。后来听说孙坚在长安得到传国玉玺,就更以为汉王朝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了。为了得到这个象征天命的宝贝,他更是不择手段,把孙坚的妻子拘留起来,逼她交出玉玺(《演义》记载略有不同,这是根据《三国志》)。玉玺有了,他的野心就更大。献帝建安二年,他便在寿春正式做起皇帝来,自称“仲家”,设置公卿百官,郊祭天地,还要把吕布的女儿接来做太子的“冢妇”。
这简直是迷信到了入骨的程度。他的彻底失败,当然是无可避免的。
袁术失败以后,第二个捡起这句破烂谶语的是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有个叫许芝的太史丞就引用谶语,说:“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原来古代的宫殿祠庙前面通常都建有两个高大的台,台上又有楼观,在两台之间留个空阙的地方,这种建筑就叫阙或双阙。许芝说“当涂而高”正是这个东西。它又叫“象魏”。于是就证明以魏代汉,正是“天意”了。
说穿了,“天意”不过是人意。这个人意又不是众人之意,而是有权力的人的私意。写在纸上的字是死的,人的嘴巴是活的,谶语不过是些游移不定的东西,随你怎么解释都可以,问题是在于谁有解释的权力。既然袁术以失败告终,这个“当涂高”就不是“公路”;曹丕却建立了魏王朝,所以解为“象魏”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什么图谶、《烧饼歌》之类,都是一个道理
《汉武故事》是个已经散逸了的野史小说,记载了许多被后世奉为史实的八卦。
这个语段里提到的“六七之厄”,《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推算汉朝国运在三七之间,就是二百一十年;六七之厄是什么?汉武帝自己说了,六七四十二——那岂不是把东汉都算上了?
一、谯周一直是个投降派
有人说刘禅投降,其实是谯周说降的。当时蜀汉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成都城坚粮足,剑阁姜维主力、巴东罗宪、南中霍弋也能来勤王。群臣的主流意见是逃跑,但往哪跑?一派主张去东吴,一派主张去南中。这时谯周出现了。
谯周说不能去东吴,因为“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怎么到其他国家当天子呢?既然要称臣,我们就挑一个大国称臣,因为将来大国要吞并小国,难道还要二次投降?所以不如降魏。去南中可以,但是一旦“群小之心,无一可保”,一旦天子失势,这些人是要作乱的,恐怕你还没有到南中,已经被部下抛弃,生命都没保障。南中素来不服中央,到了南中也不安全。
这不是谯周第一次主张投降。此前他就一直散步言论,说蜀汉政权不正当,很快就会灭亡。当时流传一个著名的谶语,叫“代汉者当涂高”,谯周的解释是魏要取代蜀汉,投降只是顺应形势而已。谯周是蜀汉土著,著名学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他的学生。因为他的影响力,这个投降论很多人相信。
对于谯周的表现,陈寿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说刘禅平安无事,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谯周的深谋远虑。
二、谯周的名声很好谯周的人品一直无可指摘,他正直、忠诚。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没有了约束,经常到处游玩,沉迷声色。谯周直言劝谏,引经据典,让皇帝按先帝遗志,勤俭节约,体恤民力。对于姜维无休止的北伐,他积极上书朝廷,与主战派辩论,并且写了《仇国论》,强烈反对战争。他的主张,符合益州土著的利益诉求,因此得到官民的大力支持。
三、诸葛亮没有除掉谯周的机会,也无理由诸葛亮与谯周只有政见之分,从无个人矛盾,私交还不错。诸葛亮病逝,谯周听说,第一个奔丧。两人都是蜀汉忠臣,只是政见不同而已。
诸葛亮比谯周大了二十多岁,谯周到处散布投降论调时,诸葛亮已经不在了。蜀汉灭亡时,诸葛亮已经去世三十年。诸葛亮也无法对一个不掌实权的年轻学者下手。
就事论事来说,投降未必是错的。当时成都无险可守,诸葛瞻带领所有部队没挡住邓艾;姜维在剑阁,传闻已经被钟会消灭;关键是,刘禅没有殉国死战的决心
诸葛亮和余玠二人的战略目标不同,所以体现在治蜀措施上也不一样。
诸葛亮的志向是恢复汉室,占据蜀地,形成三国暂时鼎立的局面,只是为了积攒力量。蜀地仅是恢复汉室计划的一小部分。从战略上讲,无论刘备还是诸葛亮,只是把蜀地当成是临时的落脚点和根据地,他们谋划的是全局,尤其是北方的曹魏政权。按照诸葛亮心里设想,蜀汉政权最终要从蜀地走出来,去统治全国。正因为如此,他不会构筑山城防御体系,而是积极地向外进攻。
余玠是南宋的将领,南宋的国策是偏安一隅,凭借长江天险能止住蒙古铁骑,不亡国就可以了。政府根本没有收复长江以北的打算,既使有这种想法,也没有那样的实力。
因此,余玠借助长江天险,构筑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来挡住蒙古人的进攻。这与南宋政府的国策也是一致的。
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两国相争,最终取胜的关键在于国力。刘备死后,诸葛亮内外兼顾,个人的精力必竟有限。蜀汉的国力逐渐弱于曹魏已是事实。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很快就走上了亡国。
如果蜀汉学着余玠,只守不攻,埋头发展国力,多撑上几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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